林登在云南喜洲喜林苑“小小图书馆”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

布莱恩·林登，196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，1984年获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中国求学，2004年定居云南喜洲，致力于保护与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，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。

10月底，云南大理喜洲入秋，成片的绿色稻田多了一抹金黄。喜洲位于洱海西岸，是一座白族古镇，白族居民占80%以上。镇上保留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白族古宅，“三坊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”。

美国人布莱恩·林登已在喜洲定居多年。“我是林登，来自芝加哥。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4年，现在住在大理喜洲，在这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20年。”这是他接受《环球人物》专访时的开场白。

“林村长好啊！”

林登在喜洲开了一家民宿，名叫喜林苑。在整个大理，这家民宿名气不小。

采访当天早上8点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一行来到喜林苑。记者刚进大门，林登就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哈喽，欢迎欢迎！”林登是个大高个，跟记者挨个握手时，他会微微弯下腰。为了迎接“从北方来的客人”，他甚至准备了一壶二锅头，“要和你们聊个痛快”。

走进喜林苑，穿过长长的回廊，林登开始跟记者讲解宅院的各个角落，如数家珍。穿过大厅时，林登会和每一位住客问好：“Good Morning（早上好）！”“睡得好吗？”“今天的咖啡很香哦。”来到餐厅，恰巧遇到一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，林登又拉着她跟记者介绍：“这是张大姐，我们喜林苑的元老。”张大姐立马放下手里的碗碟，笑着拍拍林登的胳膊，对着记者的镜头说：“欢迎欢迎。”

林登带记者参观了喜林苑的“小小图书馆”。这间约10平方米的屋子是林登的得意之作。走进屋子，中间是张大木头案几，案几上放着制作大理“非遗”甲马的木制刻板。案几后，书柜占满了整整一面墙，书架上摆放着各种文字的书，都是讲中国故事的。当初开设喜林苑时，林登特地腾出了这个房间，免费对喜洲村民和游客开放。“我们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，邀请大家来玩。”

林登与助手一同制作大理“非遗”甲马。

总之，在喜林苑溜达一圈，处处是美景，林登骄傲地介绍个不停。

喜林苑所处的四方街也常有林登的身影。四方街是喜洲最热闹的商业街，人来人往，商户叫卖声阵阵。每天下午四五点，林登都会穿过这条街，往街尾的喜林苑分店赶。

因为去得多了，林登成了商户们的老朋友。路过一家奶茶店，他停下来朝店里挥手：“嘿！兄弟，今天生意好吗？”溜达两步，来到一位白族老奶奶支起的水果摊旁，他用白族话问好：“niqiuniqiu（意为你好）。”而路上的喜洲人见到林登，都会这样跟他打招呼——“林村长好啊！”

时间回到20年前，林登刚在喜洲落脚。那时的喜林苑还是一座无人问津的老宅，四方街也远没有今天这般热闹。那时的林登从没想过会在喜洲扎根，更没料到会成为喜洲人的“村长”。

2004年的一天，林登在昆明登上午夜的火车，在蒙蒙细雨的凌晨抵达大理。第二天，林登走进喜洲的一家面馆，交到了他在这里的第一个中国朋友。林登坐下，要了碗酸辣面，闷头大快朵颐。邻桌的食客和他打招呼，先是隔着桌聊，后来干脆端起自己那碗面，和林登拼桌聊。面馆老板娘见状，递上一壶自酿果酒助兴。就这样，第一次见面，文化背景相去甚远的两个人把酒言欢。那食客名叫杨龙，是喜洲当地的画家，后来成了林登的挚友。

“我去过非常多国家，游览过许多地方，喜洲给了我独一无二的亲切感。”林登说，“走在路上，每个人都跟我咧嘴笑，每家小店都欢迎我。喜洲人看着我，根本不觉得我是个‘老外’，而把我看成了又一个少数民族——‘美国族’朋友。”这种“包容性”让林登无法抗拒。

喜洲的生命力不止于此。在一座座白族传统院落中，林登触摸到延续数百年的文化内核。

到喜洲后不久，杨龙带林登参观了一座白族古宅。林登跟记者聊起他第一次走进那座宅子时的震撼：“宅子大门处的回廊上的木雕和石雕，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”那天晚上，他就想着要修复这座古宅，“兴奋得睡不着”。在杨龙的介绍下，林登认识了喜洲镇政府工作人员。一番商讨下，双方达成协议，修复正式启动。

林登对古宅的修缮遵循了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。他给宅子铺设了自来水管，修建了蓄水池，还请专家修复了那些精美的木雕与石雕，用发酵后的猪血制成打底用的腻子给木器刷上。但宅子原有的木质结构丝毫没变，就连采光不佳的小窗也被保留了下来。林登认为，“这是最真实的中国的美”。

两年后，宅院修复完成。这便是喜林苑。

“中国比美国更像家乡”

林登和喜洲的故事始于20年前，他初识中国则更早。

1962年，林登出生于美国芝加哥，家境不好，父母识字不多。来中国前，他是一名地毯清洗工，打零工之余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。对当时的中国，林登一无所知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林登（左一）第一次来中国，与中国孩子们在一起。

1984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林登在夜校公示栏看到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的消息。他写了一封申请信，成功获得奖学金，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求学，后来又去南京大学深造。一个不会说中文的“老外”，就这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
那年，22岁的林登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，穿着芝加哥小熊棒球队背心、短裤和皮凉鞋，戴着中式军帽，被身着白背心的北京“的哥”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。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，围观人群对“老外”林登表现出“天真无邪的好奇”。

文化的差异没能挡住北京人对林登的热情。林登跟记者回忆，他曾在一家游泳馆的水池里丢过一片隐形眼镜。当时在北京很难买到隐形眼镜，林登说自己成了“独眼龙”。就在对找到镜片不抱任何希望时，他被通知去游泳馆“认领”。“我到了游泳馆，只见3个人围着一片透明小圆片，就像惊奇观望着大峡谷的游客”。

到中国后，林登开始疯狂地学中文，“一开始没有什么长进，只能边比划边说”。不过，即便中文说得蹩脚，但丝毫不影响他探索广袤的中华大地。在中国的这几年，林登去了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大城市，也曾游历西部的农村——“那里有最古老的中国”。也是这几年，林登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学业，参加了一部中国电影的拍摄，还加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团队，完成了几十次关于中国的报道。1988年，林登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时，已经游历了大半个中国，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，并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。

林登与妻子瑾妮。

在中国，林登收获了爱情。1987年，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遇见了瑾妮。瑾妮是出生于旧金山的华人，当时在南京大学作交换生。1993年，他们在美国结婚，后来有了两个儿子——沙恩和布莱斯。2003年，林登带着妻儿回到中国。2004年，他和瑾妮做了个疯狂的决定：卖掉美国的所有房产，带两个儿子定居喜洲。

林登说：“瑾妮和我一样，她太爱喜洲了。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中国长大。刚来中国时，老大沙恩8岁，老二布莱斯5岁。沙恩现在已经订婚，未婚妻是个美裔荷兰姑娘。他们一半时间在中国，一半时间在美国。布莱斯学环境工程，喜欢武术，中文说得比我好，现在正在参与喜林苑的改造工程。他们都觉得，中国比美国更像家乡。”

林登行走在喜洲稻田。

村民有hope（希望）

这两段“中国生活”带给林登的最大感触是——“变化实在太大了！”

林登记得，他第一次来中国时，“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”。“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，要坐1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；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，要坐10多个小时的大巴。当时，能接待外国游客的旅店也不多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国内的旅游市场尚未成形，游山玩水的人不多，更别提外国游客了。”

“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中国的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。”林登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“从昆明到大理，曾经10个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坐两个小时高铁就能到。在喜洲，有各种酒店和民宿供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选择。即便在中国农村，人们也不再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长得不太一样的‘老外’。在21世纪初，这种‘聚光灯效应’就已经消失。现在，外国人在中国已经非常常见了。”

“2000年以后，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的投资，喜洲的医疗和教育越来越好。比如，以前我看牙去上海，现在就在大理的医院看，大理医院的机器同样先进。”林登说。

林登还认为，这种发展带给人们的改变不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“我看到，喜洲的老人们过得很幸福。他们会自己网购，去快递站取包裹。老爷爷老奶奶们有时候也会偶尔‘抱怨’几句，因为旅游业发展得太好，游客太多太拥挤，这听起来是一种‘甜蜜的负担’。我还看到，前些年一些大理年轻人跑到外省打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回来了。他们带回了自己的想法，希望帮助自己的家乡发展得更好、建设得更美。”

“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形容村民的精神面貌，那就是hope（希望）。这个hope非常重要。我喜洲的朋友有hope，隔壁石龙村的村民有hope，我作为一个长住中国的‘老外’，也有hope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在美国乡村，并没有看到这么多hope，也感受不到这么多乐观的情绪。”林登说。

当初开喜林苑时，林登有一个想法，希望将这座白族院落打造成“讲述真实中国故事的平台”。“许多西方人从未来过中国，不会说中文。他们脱离实际的‘高谈阔论’，加深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。这些描述跟我和瑾妮所认识的中国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爱中国，我们想帮助美国邻居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。”

于是，这些年，在喜林苑的住客名单上，有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在内的官员，还有《纽约时报》等西方媒体的记者团。“昨天，我带领一个荷兰旅游团走进喜洲村庄，其中有个人激动地跟我说，‘真没想到，中国农村这么富裕，中国人民这么热情！’”

林登说：“中国从不缺改革的勇气。这份魄力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也激励了我和家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踏实奋斗前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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