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12月，谭天伟在北京化工大学新年音乐会上致辞。

谭天伟，1964年出生于甘肃天水，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93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出站后在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化工系工作。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校长。

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化工大学校长，每年的开学寄语是谭天伟送给同学们的祝福，也是一堂“思政课”，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得最多：“希望同学们成为不惑、不忧、不惧的人。”

北京化工大学位于昌平的新校区。

这句话源自《论语》，孔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谭天伟不仅用来勉励学生，也用于自勉。2011年，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，年仅47岁。第二年，他开始担任北京化工大学校长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2年。回顾过往，他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讲述了自己“不惑、不忧、不惧”的故事。

我是1964年出生的，小学赶上特殊年代，学习压力不大。到我10岁左右，我父亲说：“你得找个以后能谋生的手段，当木匠最好。”于是我就跟着一个木匠当学徒，今天跟着去这家做个大衣柜，明天去那家做个五斗橱，学了将近两年时间。

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，我会成为一个木匠。但1977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家里人觉得还是要走读书这条路。不久后，国家又提出“科学的春天到了”，我很受鼓舞，开始刻苦学习，顺利考入我家所在的陕西省长安县（现西安市长安区）最好的高中长安一中。一个学期后，西安市重点高中二十中又组织了一次选拔考试，我又考上了，还进了重点班，就这样来到了省会读书。之后的道路是当时完全想象不到的。

“你们住宿的钱我都包了！”

我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，高中参加了全国竞赛，化学得了二等奖、物理得了三等奖、数学得了纪念奖。1981年，我参加了高考。当时是先填志愿再出分数，满分是530分，我自己估了495分。

我父亲是军人，帮我填了两个志愿，都是很好的学校。那时候不敢报清华，觉得不可能考上。

第二天，我拿着志愿单到了学校。我的化学老师是省级特级教师，问我：“你估了多少分？”我说：“495分左右。”

老师看着我的志愿单乐了说：“你这个分数挺好的，应该冲一下清华。你之前参加竞赛，化学得了二等奖，我建议你报化学专业。”

就这样，我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。后来分数出来，我考了493分，被清华大学顺利录取。

来到北京后，我对清华校园的第一印象是大。那时的校园远没有现在漂亮，但学风特别扎实。入学后，老师专门带我们去看校内日晷上“行胜于言”的铭文，说：“大家从事技术专业，做得一定要比说得好。”

1986年，经过5年制的本科学习，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保送硕士，一年后又转为博士。

博士二年级时，我协助老师带本科生到东北制药总厂实习，在发酵车间里发现一个问题：在生产过程中，无法回收的有机溶剂被当作废料排到下水道了。我对学生说：“实习要学以致用，大家想想，有没有回收这种溶剂的方法？”经过思考，我提出了一个回收方案，又带着学生计算、完善。一个月后，我们要回北京了，就把方案留给了车间主任。

第二年，我带着下一届学生又去东北制药总厂实习。车间主任见到我们特别高兴：“这一次，你们住宿的钱我都包了！”

原来，我们之前提出的回收方案被工厂论证后认为非常好，马上开始实施，结果把有机溶剂全部回收了。光是这一项，每年能为企业节约七八十万元的成本。

1988年底，国家教委要选拔一批公派博士留学生，清华有十来个名额，我入选了。当时我正跟随导师沈忠耀教授做双水相萃取研究，就是用一种新技术萃取蛋白质。本来我最想去的是美国，但沈老师说做双水相萃取最好的地方是瑞典和德国。瑞典隆德大学的艾伯森教授是该技术的发明人，而应用成果最多的是德国生物技术研究院。于是，我决定先去德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，1990年春节过后，我就出发了。

1999年，谭天伟（右）在瑞典与读博士时的导师艾伯森合影。

“在那里永远是个外国人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差距很大，德国实验室里的很多设备是我没有见过的。

有一次，我想使用一台仪器，它并不昂贵，但工作人员说：“你用坏了怎么办？让技术员替你做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感受到他骨子里对中国人的歧视。

另外，我虽然学了一年德语，但在实际工作中还不能顺畅地交流。很多德国人明明会讲英语，对我却只讲德语。为了提高语言水平，我每个周末一大早就去找研究院的德国门卫聊天。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家长里短什么都聊，只要我说错了，他就会纠正我。这样聊了三两个月，我就可以用德语正常沟通了。

在清华时，沈忠耀老师是非常开明、开放的风格，鼓励学生尝试各种事物，而德国导师的风格是一切从实用性出发。

有一次，我研究出一种新技术，写了份报告给他。他边看边问：这个材料多少钱？那个材料多少钱？我说了价格后，他立刻说：“这个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。”然后把报告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。他对我解释说，在研发之初必须考虑技术的经济性，也就是能不能落地、产业化。因为德国更加重视技术应用，在现实中，可行性是最重要的。

1990年，谭天伟在德国攻读联合培养博士。

1990年9月，我又去了瑞典，在隆德大学生物化学系跟随艾伯森教授工作了6个月。他的风格是注重原创性。每当我提出什么想法，他总会问：“有没有人做过？”如果有人做过了，他就说：“我们不做，因为我们不是第一家了。”

我跟随过的三位导师风格迥异，但都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我吸取他们各自的长处，融合到一起，对后来的科研工作非常有帮助。

1993年，我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决定回国。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是想干一番事业；二是在国外总受气。那些重要的、核心技术的活儿，我想干，人家不让。你在那里永远是个外国人，几乎没有做任何决策的机会，只能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于是我回到了北京。

沈老师希望我能留在清华工作，我却决定到北京化工大学做博士后。为了这件事，师母特意来找我，问：“是不是沈老师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，不愿意留校了？”我说没有，就是想闯一下，完全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，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。师母听后说：“我理解了，我支持你。”

来到北京化工大学后，因为当时的博士毕业生很少，学校说你直接入职当老师吧。我没有答应。我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来的，而是真的想干一番事业。我计划在博士后期间观察两年，如果觉得这里不适合自己，还可以重新选择。

幸运的是，北化的科研环境很好，没什么门户之见，还给了我一个独立实验室。只是每年的科研经费仅有1.5万元，我的工资也包括在内，具体金额自己掌握，每月最高可以领800元。有老师问我：“你计划每月拿多少工资？”我说：“500元吧，其他的钱用来做实验。”

谭天伟（右）指导学生做实验。

因为第一年不能带学生，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。当时买化学药品要去北京二环内的灯市口提货，但有一次买的药品具有危险性，提货地点在郊区三台山，要求自备交通工具。我舍不得雇车，自己蹬着一辆三轮车去了。

当时北京的三环路还没修好，去往郊区的路很不好走。我一大早出发，边看地图边打听，花了4个小时才找到地方。中午吃了碗面条，拉上药品，又往回蹬，到傍晚五六点才到学校。

这样干了一年，科研经费还剩1万元。算下来，每月开支只有400多元，比之前预计的还少一些。

一张“军令状”

1994年底，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个项目的招标公告，由当时的国家医药总局发布，要研发国产维生素D2，是国家重点攻关项目。我当时正在做麦角固醇的提取工作，它是维生素D2的生产原料，与招标项目非常契合。

招标时间是一个月，我看到公告时已经发布两周了，于是赶紧给国家医药总局打电话、写申请书，赶在截止日期前交上去了。1995年初，总局通知我去答辩。那时没有笔记本电脑，我把讲解内容写在一堆幻灯片上，准备用投影仪展示。

平时我都是骑自行车出行，但那天怕骑车出汗影响答辩效果，破例打了个车。本来计划提前20分钟到，结果时间没算准，等我跑进会议室里，已经晚了三四分钟了，差点被取消资格。我赶紧掏出幻灯片，放到投影仪上就开始讲，讲完又回答了评委提问。

除了我，参与答辩的还有3家单位，其中一家单位来了位老专家。他一进门，眼神中就流露出一种势在必得的自信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主动对他说：“我不是来抢项目的，只要让我参与进去，做一点工作就行。”他很高傲地说：“不可能。”

下午是评委讨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但他们觉得我的思路有新意，于是留下了我和那位老专家，让我们各自又详细地讲了一遍。报价的时候，老专家报的是110万元，我报的是40万元，总局方面当然希望节约成本，于是先跟我谈：“40万元能不能干下来？你能不能签字保证？”我说：“能！”然后就签了字。

字一签完，对方负责的同志就笑了，说：“这个项目的标底是110万元，你既然保证40万元能干下来，剩下的钱我就去做别的事了。”就这样，我拿到了项目。

几个月后，我们正式签了合同，限期5年完成。对我来说，这份合同就是一张“军令状”。当时日本的麦角固醇生产成本很低，中国的维生素D2都从日本进口。我要做的就是采用新的发酵法提取麦角固醇，使生产成本更低，形成价格优势，这样产品才能卖得出去，才能实现工业化、国产化。

然而，在之后的两年里，项目进展得非常不顺。我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发酵水平始终比不过日本企业，成本降不下来。转眼到了1997年的项目中期考评，我向专家组汇报时，有人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当年口气太大了，事实证明你不行呀。”经过我的争取，专家组决定再给半年时间，如果还是做不成，项目就终止。

那段时间压力太大，我经常睡不着觉。不久后，我又一次带学生去实习，这次是到石家庄的华北制药厂。在青霉素车间，我看到青霉素菌丝体又被当作废料扔掉了，突然想到：里面会不会有麦角固醇呢？化验后发现，里面真的有！这下我不用研究发酵法了，直接从青霉素的废菌丝体中提取就行。经过计算，产品成本能比日本企业少一半。

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都没有休息，从7月一直到干到9月，终于把工艺流程建立起来。10月底，半年的期限到了。专家组本以为项目要终止了，等我汇报完，上次质疑的专家都不吭声了。之后的进展就非常顺利了。1999年底，产品就实现了工业化。

“无奋斗不青春”

维生素D2国产化是我回国后承担的第一个重大项目，可能也是我经历的所有项目中压力最大、难度最大的一个。我后来常用这件事给学生举例，尤其是对刚入学的新生们说：第一，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；第二，不要一条路走到黑，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。

我很喜欢教书育人的工作。从1994年开始带研究生算起，我到现在培养了近200名博士和硕士。对我来说，学生最重要的是品德和事业心。在人品端正的前提下，我会选择那些事业心更强、更有人生追求的孩子，这是搞科研的最大驱动力。

在每年的“开学第一课”上，我总对学生说：“无奋斗不青春。”相比于老一辈，今天的年轻人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机遇。当然，读书、工作确实非常辛苦，但放到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，勤奋、坚忍、争先一直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性格特征。唯有拼搏奋斗，才不会荒废这一生，这也是最宝贵的青春回忆。

我们大学教育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学生们成为“不惑、不忧、不惧”的人，这三点是需要奋斗来填充的，更需要一种信念去支撑——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，我们应该肩负起怎样的责任？

我是1993年离开德国的，2003年再回去时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已经转变了。现在，我每次去德国出差，同行见到我都很热情。其中一些人或许曾有高傲的心态，但只要来中国一次，看到我们目前的仪器和研究手段比他们更先进，就高傲不起来了。

当然，现阶段我们在很多领域还没有明显强过西方，不少西方人认为中国是靠“产能大”“价格低”占领市场。在科技创新领域，未来10年是最关键的10年，如果我们能真正实现创新引领、技术引领，就真的“冲出去”了。我们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，就看这10年能不能捅破“窗户纸”。对此，我是有信心的。中国人的骨子里、根子里，有这个基因。